类器官是指利用成体干细胞(adult stem cells,AdSCs)或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 stem cells,PSCs))进行体外三维培养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组织类似物。其与对应的人类器官拥有高度相似的组织学特征,并能重现该器官的生理功能,因此也被称为“微型器官(Mini-Organ)"。
图1 不同类器官形貌图
类器官可高度模拟原位组织的生理结构、功能以及发育和分化过程,可广泛用于药物开发、疾病建模、癌症研究、发育生物学、再生机制、精准医疗和器官移植等研究领域。
培养基中的可溶性因子指导类器官细胞分化和增殖,促进类器官的形成。对于类器官培养,除基础培养基外仍需要细胞因子、小分子抑制剂等多种可溶性因子的参与,不同类器官所需培养条件不尽相同,与组织来源高度相关,各成分在特定的组织来源类器官培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细胞因子的类别主要包括:促进细胞生长、分化相关通路的激活剂、抑制剂以及激素;促进细胞增殖的细胞因子;提高类器官培养成功率所添加的细胞因子等。2009年,Hans Clevers实验室通过在基础培养基中添加Wnt通路激动剂R-spondin、TGF-B抑制剂Noggin、EGF等,成功培育出具有隐窝和绒毛样的类小肠结构。该培养方案为类器官技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该实验室通过改进配方,进一步添加烟酰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抑制剂 A-8301、前列腺素 E2(prostaglandin E2,PGE2)和p38抑制剂SB202190等,成功建立了人结直肠肿瘤类器官体系。在此基础上,多个实验室通过增减不同细胞因子,多种组织的类器官体系相继研发。
制备不同的类器官需要使用不同的细胞因子组合。介导类器官形成的信号通路与体内器官发育与稳态维持的信号通路相同,这些可溶性因子在类器官培养过程中,通过激活或抑制特定类器官类型的信号通路来指导干细胞的分化增殖,从而促进类器官的形成。
图2 人类 PSC 衍生和 AdSC 衍生类器官的建立过程
用于构建类器官的细胞被分离后,通常需要接种到生物衍生的细胞外基质材料上。细胞外基质是细胞外呈现网络胶状的大分子纤维,为类器官形成三维空间结构提供基质,其主要成分包括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聚糖和糖胺聚糖等。细胞外基质具括有组织特异性,可以传递生化和生物力学信号。这些信号参与调节细胞粘附、迁移、增殖和分化,从而指导细胞命运和发育过程。另外,细胞外基质储存和释放生长因子和其他信号分子。
目前,最常用于类器官培养的基质材料是康宁公司的Matrigel,在行业内处于垄断的地位。Matrigel从小鼠肉瘤中纯化,其主要由层粘连蛋白和胶原蛋白IV组成。Matrigel也有其局限,例如成本较高,批次间存在差异性,动物来源对于临床转化应用以及药物的检测有影响等。因而开发批次差异小、非动物来源且成本低、性能优的基质胶是类器官产业化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近年来,基质材料已经从基质胶发展到了多种天然或合成材料制备的水凝胶系统。基于天然聚合物的水凝胶由单一或多种成分组成,蛋白类如胶原蛋白和纤维蛋白,多糖类如透明质酸、海藻酸、聚糖和纤维素。脱细胞组织的水凝胶保留了生长因子、多肽、聚糖等重要的生化信号,并且已经在临床上用于组织再生,因而也被用于类器官培养的研究。另外,人工合成聚合物水凝胶具有分子明确和制造工艺稳定等优势,从而使类器官培养更加稳定和可重复。目前,常见的人工合成聚合物水凝胶有聚乙二醇、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聚己内酯等用于类器官的培养。
图3 不同基质材料的优劣势比较
目前,类器官的培养方法包括浸没式基质胶培养、气液界面培养和生物反应器培养。
图4 类器官的不同培养方法
浸没式基质胶培养技术是目前类器官培养应用最广泛的技术。在这种培养方法中,首先将培养前的组织通过机械剪切和酶消化的方式制成细胞悬液,再将分离消化后的细胞与基质胶混合浸没并接种到培养板中。根据类器官的类型,加入特定的培养,基和细胞因子、小分子抑制剂等进行培养。
气液界面培养是呼吸系统生理学高度相关的培养体系。该方法通过组织的预处理获得细胞悬液,在细胞接种小室中将细胞悬液与胶原蛋白凝胶混合。待其凝固后将接种小室放置于培养皿中并加入特定培养基使其浸没接种小室底部。培养基通过可渗透膜扩散到接种小室中为细胞提供营养。细胞顶层暴露于空气中,可以有效促进肺上皮细胞呈假复层形态、粘液纤毛分化和粘液分泌,并具有屏障功能等,从而很好地模拟肺上皮细胞的体内特性。
生物反应器培养用于类器官的扩大培养。类器官培养过程中,类器官的营养供应和废物清除依赖于物质的扩散,当类器官生长到更大的组织结构时物质扩散的效率会变低。因而在类器官尤其是脑类器官扩大培养中,大于毫米级别的类器官由于营养无法及时进入和废物无法及时清除使得类器官内部出现坏死。使用生物反应器培养可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反应器可以实现对培养基的pH、温度、溶解氧、葡萄糖甚至其他营养物等实时在线监测,并通过连续搅拌和循环灌注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营养供应和废物清除,减少剪切应力,构建适合类器官的扩大培养条件。
类器官技术在科研端被广泛地应用于发育生物学和疾病建模等方面的研究。类器官在功能和结构上与体内器官相似,可用于研究发育生物学,也可用于模拟致病过程,包括退行性疾病、传染性和遗传性疾病模型。传统2D细胞模型由于不能模拟进行不同器官细胞间的沟通及微环境层面代谢物、激素以及免疫系统的复杂相互作用,传统动物模型又存在种属差异、对实际人体反应预测能力较差、伦理问题以及成像观察的局限性等不足的问题,一旦涉及到免疫、代谢、感染、CNS、罕见病等非常具有人类特异性的疾病,传统的2D细胞模型和模式动物等传统方案难以进行有效疾病建模。
药物在进入临床之前需要经过筛选和评估以确定其适应证、有效性和安全性,然而由于现有的体外和体内药物筛选模型的局限性,新药的临床前开发缓慢且昂贵低效。而类器官的出现为药物筛选和研发提供了新的高性价比平台,有望缩短新药研发时间,提高新药研发效率。
目前,类器官用于精准医疗,尤其是肿瘤药物敏感性检测是目前类器官商业化的主流应用场景。类器官目前可筛选的药物种类包括化疗药、小分子靶向药、抗体药物等。药筛的核心检测指标,通常为IC50以及细胞抑制率,根据这些指标在筛查的药物中选取对肿瘤抑制效果最佳的药物。
再生医学的目标是替换或重新启动因疾病、损伤、年龄或其他问题而受损的组织或器官。类器官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种子材料,被用于移植研究以评估再生能力。尽管类器官技术转化为临床可移植的器官仍需要漫长的过程,但类器官移植为再生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
尽管类器官具有巨大的潜力,但现有的类器官培养系统具有一些局限性,限制了其被广泛应用。于是,研究人员开始从生物工程和材料领域汲取灵感,以产生生理上更相关且适合目标应用的类器官。微纳加工技术和微流控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器官芯片取得了显著进展。器官芯片指以微流控技术为核心,随后引入细胞、细胞外基质、检测细胞功能的传感器等元素构成的人体器官生理微系统,主要优势在于能够精确控制细胞及其微环境。
类器官和器官芯片分属不同的细分领域,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应用场景有相似。具体来讲,类器官偏向生物学,属于干细胞相关领域,类器官中的干性细胞在培养过程中会向不同类型细胞分化,且分化后的细胞在空间排布、生理功能上与人体器官高度相似,但在可控性、可重复性上具有局限,其复杂程度受细胞分化能力限制。器官芯片则偏向于生物医学工程,通过微流控等技术的引入,在建模的可控性和标准化上具有优势,可通过共培养技术实现更复杂模型的构建,但往往难以兼具通量、成本和复杂度的要求。虽然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分属不同赛道,两者同属替代性前沿技术,在应用场景上有一定的结合点,且其应用目的均在于构建体外仿生生理模型以更好地进行疾病和药理研究等。
类器官芯片(Organoid-on-a-chip)整合了类器官与器官芯片的优势特点,集成多种功能结构单元,如类器官培养腔、微流控、执行器、生物传感器等,从而形成器官生理微系统。类器官芯片不仅具有类器官的优势,可以模拟器官的发育过程、生理状态和功能,重组来源组织功能和生理结构,还具有器官芯片能够精确控制细胞及其微环境的优势,实现了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以及对参数变化的动态捕捉,进一步提高了生物模型的仿真度以及对实验参数变化的灵敏度。
图5 类器官芯片示意图
国内类器官公司的成立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2021年,整个行业处于早期的起步阶段。与之相匹配的是在资本市场上,类器官公司的融资也处于早期阶段,大部分处于天使轮至A轮。商业化较早的科途医学、大橡科技、创芯国际经过多轮融资,先后进入B轮和Pre-B轮。从一级市场看,在资本市场遇到寒冬的2022年,类器官行业融资情况较为乐观,轮次从天使轮到B轮,金额从数千万到上亿元不等(不完全统计)。
由于中国人类遗传方案的限制,外资背景的公司是很难去收集患者样本建立类器官模型库,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受保护的样本资源库,对国内的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利好。
图6 国内类器官/器官芯片企业融资及相关专利情况
目前,国内类器官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形成,上中下游均有布局,但尚未形成集中化产业集群,类器官创新公司数量不足,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和完整生产链、尽早布局该行业的企业将具有先发优势。随着政策、科研、资本等要素的助力,预计有更多的类器官公司涌现,类器官产业创新生态逐渐完备。
图7 类器官产业上下游企业
Hans Clevers教授是类器官技术领域的核心人物,其团队在2009年使用来自小鼠肠道的成体干细胞培育出了首个肠道类器官,由此开创了类器官研究的新时代。基于多年来积淀的研究成果,Hans Clevers也进行了产业转化的尝试。
在2013年,Hans Clevers就创办了一家类器官技术的孵化公司HUB,这也是全球最早的类器官研发中心。HUB作为一家技术孵化公司,其技术授权催生出了第一批类器官公司的出现,打开了类器官技术产业领域的大门。HUB Organoids授权的企业中,约一半在北美,欧盟和亚洲各约占19.3%。
图8 HUB Organoids技术授权
HUB Organoids的技术授权大大促进了类器官行业的发展,降低了进入该领域的门槛,加速了类器官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2019年,Hans Clevers作为联合创始人又创立了另一家公司Xilis,专注于开发精准的肿瘤类器官平台,以指导癌症患者的精准治疗并加速药物发现。Xilis公司在2021年7月份获得了7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又在2022年7月宣布获得1900万美元的A+轮融资。Xilis公司的核心亮点在于其开发的高阶版肿瘤类器官平台MicroOrganoSphereTM,简称MOS平台。Xilis所采取的方法是从患者的肿瘤组织中取得原始样本,然后制备数以万计的肿瘤微小模型(MOS),得到的MOS保留了原始样本的特定结构和免疫微环境,可用于评估对已有的小分子、细胞疗法等癌症疗法的药物反应,从而筛选出最优疗法用于患者治疗,整个过程可以在14天之内完成。MOS技术克服了目前常用肿瘤模型的主要限制,提供了一种高效快速、自动化、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在肿瘤治疗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在器官芯片公司中,Emulate、TissUse、Hesperos等头部器官芯片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其中Emulate占15%。
Emulate推出的“人体仿真系统”,是由器官芯片、硬件和软件应用程序等组成的、高度标准化的器官芯片平台。客户可以直接购买器官芯片,目前Emulate的器官芯片包括脑芯片、结肠芯片、十二指肠芯片、肺芯片、肾芯片、肝芯片等,也可以购买整套系统。除器官芯片外,系统中包括“Zoë® 培养模块”、配件和分析软件。
图9 国外主要类器官/器官芯片公司
目前中国以发展类器官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占比国内类器官与器官芯片领域企业总量的71%,海外以发展器官芯片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占比海外类器官与器官芯片领域企业总量的63%,国内外在类器官与器官芯片领域发展的重心几乎相反。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积累的基础不同,二是国情不同导致的市场需求发展差异。
图10 国内外类器官与器官芯片企业成立差异
2021年1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和《基因修饰细胞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首次将类器官列入指导原则当中。当缺少合适的动物模型满足试验需要时,可以使用类器官等替代性模型开展试验。应详细说明采用替代产品的试验设计,并科学评估替代产品体内研究数据对临床试验的支持性。
2022 年 12 月底,美国国会批准了《FDA 现代化法案 2.0(FDA Modernization Act 2.0)》,FDA 不再对新药和仿制药的动物试验做强制要求,旨在倡导减少动物试验的使用,鼓励在可行的情况下逐步应用替代模型。
2022年8月,FDA批准了全球首个完全基于“类器官芯片”研究获得临床前数据的新药SAR445088进入临床试验(NCT04658472),成为行业里程碑事件。这实验由赛诺菲和器官芯片公司Hesperos合作进行,用于治疗两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神经疾病,此前因缺乏理想的动物模型,无法针对这些疾病开展研究。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技术,类器官已被迅速应用于基础研究、临床转化和社会生产。然而目前行业整体仍处在早期培育阶段,我国在类器官疾病模型操作流程中存在培养过程控制、检测指标、评估指标等多项空白,这将限制类器官的高效研究与向临床研究的转化。
2022年7月10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编写的《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指导肿瘤精准治疗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发布,是国内首个类器官指导肿瘤精准药物治疗的专家共识,在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随后,7月30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和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发布了《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国专家共识》[4]。这两篇专家共识对于提高临床医生及研究人员对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的认识,规范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指导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在国内肿瘤精准治疗方案选择中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目前行业还缺乏统一的类器官培养标准,仅有个别组织发布了相关的团体标准,类器官类型包括肠道/肠癌、乳腺/乳腺癌和肺癌等。
图11 类器官相关团体标准
同时还有多个组织宣布对多种类器官的团体标准进行立项,抓紧时间指定相关标准,涉及肝胆管癌、人脑等。可见类器官领域正在从无序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图12 类器官团体标准立项
类器官和器官芯片行业目前面临产品功能不完善、适用范围有限,以及国内政策不明朗等问题,行业发展因此受限。
干细胞可能取自不同的个体,培养来的类器官在大小、形状和细胞成分方面都是异质的,就算取自同一个体也存在这种异质性。
大多数类器官本身并不具备血管化的结构。随着类器官体积和复杂性的增加,由于氧气和营养扩散的限制以及代谢废物的增加,常导致类器官内部细胞缺氧和死亡,阻止类器官后期发育和成熟,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目前的类器官模型都没有完整重现器官来源的所有细胞类型、细胞成熟水平以及器官的整个生理功能,仅表现出器官的某些功能。绝大多数类器官模型都缺少组织特异性细胞类型,包括免疫细胞、血管形成细胞、神经或微生物组等。另外,类器官的成熟度有限,只能形成类似于胎儿的组织而非成人组织,并且缺乏体内重要的生理过程以及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功能,仍无法完全复制人体器官。
目前,多个组织器官和多个肿瘤类器官已经成功培养,类器官的培养已经不再是首要难题。但是,不同实验室以及公司所采用的类器官培养技术及培养基方案各不相同,尤其是所用的生长因子、氨基酸、小分子抑制剂等可溶性因子不同,导致不同方案培养得到的类器官有差异,各个应用场景所获得的实验结果会出现不同程度差异。类器官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化应用面临着标准化问题。
重复性和一致性是类器官技术商业化的重大瓶颈。类器官培养及药物筛选、药敏筛查等过程中仍采用人工操作模式,人为因素参与过多、自动化程度低,导致了系统偶然性造成的误差较大,存在实验结果可重复性和一致性较差的问题,难以满足商业化应用需求,限制了类器官向临床研究和商业化应用转化。
类器官行业的高质量产业化发展,须打通从组织、细胞等人类遗传资源的采集、收集,到类器官的培养、建库及最终各类产业化应用过程中,人类遗传资源监管、生物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等问题上的合规路径。随着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实施,国家对人类遗传资源的使用要求日趋规范,如何合法合规获取、使用类器官和原代细胞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肿瘤类器官是类器官领域应用最广泛、临床研究最多的领域。2018年,Science一篇关于类器官药敏检测有效性的文章为类器官药敏检测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项研究利用71名结直肠癌和胃食管癌患者的110份新鲜组织样本构建了人源类器官,经过研究发现,类器官的表型和基因型图谱显示与原始患者肿瘤高度相似,在预测抗癌药物的有效性上,类器官具有100%的敏感性, 93%的特异性,88%的阳性预测值以及100%的阴性预测值(即对肿瘤类器官无效的药物对患者100%无效)。因此肿瘤类器官在精准医疗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为癌症的个性化治疗提供大规模药物筛选平台和重要资源。
患者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一般需要7个步骤:
①患者同意做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签署知情同意书;
②采集肿瘤样本;
③类器官构建与培养;
④类器官生长状态评估;
⑤类器官鉴定;
⑥药物敏感性检测;
⑦检测结果评价及临床用药比较,为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类似体外培养细胞系的药物敏感性检测,既可以检测化疗药物又可以检测大部分靶向药物;既可以对单一药物进行检测,也可以对药物组合进行检测。
化疗药物主要通过作用于肿瘤细胞的DNA、蛋白质等发挥作用,几乎所有的化疗药物都没有明确的疗效预测标志物,因此基因分子分型检测对化疗药物的精准选择指导性有限。对于细胞类型主要为肿瘤细胞的类器官来说,大部分化疗药物均可在肿瘤类器官中检测其敏感性。在检测化疗药物敏感性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需要体内代谢发挥作用。
大部分靶向药物特异性针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除了根据基因分子分型进行药物选择外,同样可以在肿瘤类器官中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以指导患者用药。但对于某些靶向药物,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其在进行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前,还需考虑其具体的作用位点及其发挥作用机制。如阿昔替尼(axitinib)通过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VEGFR-1/2/3发挥作用,但体外培养的肿瘤类器官中并不包含血管结构,因此不可用单独的肿瘤类器官进行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药物敏感性检测,可通过对肿瘤类器官血管化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
免疫治疗药物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发挥作用需要体内肿瘤免疫微环境参与。利用患者肿瘤组织培养的肿瘤类器官,虽然在最初几代(一般是最初的1~2代)类器官中能检测出比例较低的免疫细胞,但这些免疫细胞数量和构成远无法代表患者体内肿瘤免疫微环境组成,因此不建议用单独的肿瘤类器官进行免疫治疗药物的药物敏感性检测。
专家共识:体外单独的肿瘤类器官模型可用于大部分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的药物敏感性检测,在选择药物或药物组合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前,需要分析药物作用靶点及其作用机制后再确定选择的药物类型。基于肿瘤类器官衍生的多类型细胞共培养技术正在深入优化探索中,这将为更多药物或药物组合提供药物敏感性检测。
肿瘤类器官药敏检测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a. 速度快:类器官构建成功率高以及培养速度快。常规来说,在类器官培养一周之后就可以进行药筛。从样本采集到出具药敏结果的全流程已经可以很好地控制在2周之内。
b. 通量高:从可筛查的药物通量来说,利用类器官不仅可以在孔板上进行多种药物的筛查,每个药物还可以测试不同的浓度,多个实验平行开展。
c. 临床相关性强:类器官用于癌症药筛的临床相关性和预测有效性在多项研究中都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证实。
与传统的癌症细胞系模型、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 PDX)相比,肿瘤类器官是一种周期短、效率高、成本低,并能准确反映疾病病理生理状态的模型,在研究癌症的发生发展、肿瘤间异质性研究、肿瘤基因-药物联系、肿瘤靶点预测及药物敏感性测试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图13 不同肿瘤药敏模型对比
类器官技术的普遍痛点和瓶颈上文已阐述,对于类器官用于肿瘤药敏检测,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劣势:类器官培养和检测周期长,出结果不够及时。1)目前国内企业进行肿瘤类器官药敏检测的周期大约在3~4周,个别企业虽然能够将周期缩短到2周,相对于目前活检免疫组化的检测(3~7天),所需时间仍然较长,对于大多复发或耐药的癌症患者,会选择直接尝试治疗方案而不会等待类器官药敏检测结果。这导致患者在接受治疗方案的同时开展类器官药敏检测的意愿度极低。2)医生熟知活检取样的组织异质性问题,对类器官药敏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
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主要观点:
a.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伦理检查严格,需患者知情同意,保证患者权益,肿瘤组织样本使用需合理合法。
b.推荐进展期、晚期、原发及继发性耐药、手术难切除、复发性、难治性、疑难、放疗抵抗、多基因检测异常及罕见肿瘤患者以及存在标准药物治疗方案禁忌或严重不良反应的肿瘤患者进行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可结合二代测序结果,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
c.培养肿瘤类器官需要新鲜的组织样本,4 ℃低温保存、快速转运、及时构建,获得足量的活性强的肿瘤细胞是类器官培养成功的关键,类器官稳定生长是获得快且准的药物敏感性检测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d.类器官构建成功率及生长形态具有个体化差异,可呈囊性、致密性、低黏附性。虽类器官生长周期不同,但普遍7 d内可见类器官形成,3周内可传代扩增。目前上皮来源肿瘤(如结直肠癌、胃癌等)的体外类器官培养报道较多,成功率较高,但非上皮来源肿瘤的体外类器官培养报道相对较少。
e.药敏检测结果仅供参考,仍需综合患者病情和其他检测结果制定治疗方案。
类器官/器官芯片行业目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从机制上看或许未来在基础研究、精准医疗、药物筛选等方面具有发展前景。国内由于技术积累的不足和临床需求的特点,类器官和器官芯片领域的发展偏向于临床的肿瘤药敏检测应用,而在参与药物开发方面还较少涉及。由于全球类器官领头企业的商业模式包括对全球进行技术包的许可授权收费,可以认为本领域技术门槛较低,核心门槛在于医院和患者资源的获取。药敏检测服务一般应该在较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进行推广,这需要公司与当地的大医院维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根据目前的专家共识,肿瘤药敏检测在伦理问题上需要格外谨慎,并且药敏检测结果仅供参考,仍需结合其他检测结果综合判断,要推广到让医生接受并推荐和让患者买单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不断地改进技术和验证。类器官技术本身发展不成熟、还存在一些弱势,可能需要技术更加成熟以及成本大幅降低其市场渗透率才会有所提高,而这预计还需要较长时间。
参考资料:
1. DeepTech
2. 动脉网
3. 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
4.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